用人如器，各取所长。

见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唐太采贞观元年》，这两句大意是：使用人就如使用器物一样，各取其长处而使用。

使用器物要按照器物的特有功能来使用，任用人才也要根据各人的长处来使用。

能扬长弃短，量才而用，不但能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也有用不完的人才。

如果看不到人的优点，只看到人的短处，那么世上就没有可用的人了。

唐太宗能成为一代英主，在他统治时期出现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与他的开明的人才观和他的知人善任的用人方法不无关系。

英雄无用武之地。

见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献帝建安十三年》。

本句大意是：虽是英雄，却没有使用武力的地方。

赤壁大战之前，诸葛亮对孙权分析当时的军事形势说：“今操芟夷大难，略以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

～。

故豫州遁逃至此，愿将军量力而处之！”后来人们进一步引申其意，常用来比喻空有才智和本领却无处发挥。

用兵之道，抚士贵诚，制敌贵诈。

见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

这几句大意是：用兵的原则是：抚恤部下士卒重在真挚诚恳，克敌制胜的计谋贵在越诡诈越好。

诚挚和诡诈本来是水火不相容的。

但在作者看来，在征战中人必须兼而有之，从而组成了矛盾统一的二重性格。

作为统兵大将尤应如此，因为只有对士卒真挚诚恳，才能得到士卒的拥护，上下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无往而不胜。

对敌人则应不厌诈伪，使敌人不知我之虚实，产生错觉，作出错误判断，从而获得良机，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可见“诚”、“诈”二道，为将者必须兼而有之。

这几句讲用兵要决，说明对敌人、对部下应采用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第略。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见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二年》。

这两句大意是：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能明达事理；听信片面的意见，就会愚昧糊涂。

此名句是魏征劝告君王纳谏的著名格言，东王符《潜夫论·明暗》就曾说过：“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

”魏征概括成“～”，词句简洁精警，发人深省。

两句从“明”、“暗”两种不同效果，说明应“兼听”，不能“偏信”。

只有兼听，才能全面了解情况，明辨是非，作出正确判断；而偏听偏信很可能会上当受骗。

尤其是对于不同意见，更应认真听取，这样才能免于失误。

可用以劝诫人们特别是领导应广泛听取意见，克服片面性。

闻其过者，过日消而福臻；闻其誉者,誊日损而祸至。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晋纪》。

臻(zhēn真)：到达。

誉：称赞，名誉。

这几句大意是：常常听到别人说你的过失，过失就会日益减少而福气就会来到；常常听到别人对你的称赞，声誉就会日益受到损害而灾祸就会降临。

这几句是很符合辩证法的格言。

闻其过则过改而福至，闻其誉则过生而祸临。

我们千万要多听逆耳的忠告，而不要被溢美之辞冲昏了头脑。

～可引用作为警戒。

当然，这里的“祸”、“福”应理解为人事而不是指天命。

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疏忽。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太宗贞观十二年》。

骄奢：骄傲奢侈。

这两句大意是：富贵会产生骄奢，疏忽会导致祸乱。

富贵虽然不一定产生骄奢，而骄奢则必然产生于富贵，因为富贵给骄者提供了物质和精神上的条件，这是富贵者不可不警惕的。

疏忽大意，漫不经心，往往会对灾祸的苗头视而不见，使其由小而大，最终导致灾祸发生，这是必须警惕的。

这两句可用于告诫人们富贵时要特别注意戒骄奢，处事要时刻注意戒疏忽。

前事不远。

吾属之师。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八·贞观二年》。

前事：前面的事情，指隋炀帝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

吾属：我们。

师：此指反面教员，引为鉴戒的意思。

进两句大意是：前面这件事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应该经常想想它以警策自己。

贞观二年六月，唐太宗对他的侍臣们说：我看了《隋炀帝集》，觉得隋炀帝知识渊博，深奥通达，他本想做尧舜一样的君主，而认为桀纣是暴虐无道的，为什么他的结局竟与他的希望相反昵?魏征听了说：隋炀帝自恃才智过人,固执己见,刚愎自用，他虽口诵尧舜之言却在重蹈桀纣的覆辙,他自己不知道又听不进意见,以至于倾覆亡国。

太宗听了,深有感慨地说:“～。

”隋炀帝口是身非，言行不一，终于国破身亡，足可警戒后世。

唐太宗以隋炀帝作自己的反面教员，警策自己，终于成为一代英主。

忍小忿而存大信。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八》。

小忿：小的忿怒。

大信：大的信用。

本句大意是：忍住个人小的忿怒，而坚持法律大的信用。

李世民当了皇帝，听说应选入官的人很多是假冒上代的余荫，便下令让这些冒牌货自首，否则一经查出就要杀掉。

后来果然查出一个假冒者，李世民要杀他。

大理少卿戴胄犯颜直谏说：根据法律，这样的人应当充军。

李世民说：我说过这种人要杀头，你却要按法律，不是叫我失信于民吗?戴胄说：诏书出于一时的喜怒，而法律则是向天下人昭示最大信用的，陛下应忍了小的忿怒，而根据法律来判决，坚持大的信用。

戴胄不怕杀头丢乌纱，敢于犯颜执法，精神可嘉，值得效法。

他认为当权者应该“忍小忿而存大信”，即摒弃个人好恶而维护法律的尊严，不以权代法，不以人治代往治，的确是高明之见。

这一原则，后人也当坚持。

举才不出氏族，用法不硬权贵，是以方不济务，奸无所惩。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晋元帝太兴元年》。

世族；世家太族。

用法：执法。

不及：不触到。

是以：目而。

济务：解决事态。

这几句大意是：举荐人才不出世家大族，执行法律不触及权贵，因而方略不能解决事态，奸邪没有得到惩处。

晋朝世族大地主阶级掌握国家政权，门阀制度森严,国家法律不敢触及贵族,奸邪之辈也不能得到惩办。

这几句表现出了晋朝世族政权的腐朽，可以用于批判世族权贵把持政权，无法无天的社会现象。

币厚言甘，人之所畏也。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晋纪》。

：钱币。

这两句大意是：厚厚的钱币，甜甜的美言，这是人所应当畏惧警惕的东西啊！社会生活中，当权在位的人常常会遇到甘言和厚币。

对此，廉清奉公的人自会清醒地辨别甘言的企图与厚币的来路，采取正确的对策；而贪赃枉法的人则会欣然接受，来者不拒。

“为看芳饵下，贪得会无筌”（沈佳期《钓竿篇》)，殊不知厚搭搭的人民币，甜蜜蜜的奉承话正是别有用心者投下的“劳饵”，见利忘义，利夸智昏的人只贪图芳香的鱼饵，不见捕鱼的竹器，结果是自寻网罗，被人捕捉。

因此，～的古训，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口有蜜腹有剑。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玄宗天宝元年》。

本句大意是：口头上温和亲近得像蜜一样甜，内心里却刁钻歹毒得像剑一样利。

这两句是唐人对奸相李林甫的形象概括。

《资治通鉴·唐纪》载：“李林甫为相，凡才望功业出已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击之，尤忌文学之士。

或阳与之善，啖以甘言而阴陷之。

世谓李林甫～。

”嘴巴像蜂蜜样甜，心计像利剑样狠，多么形象地刻画出阴谋家阴险奸诈的嘴脸。

从此“口蜜腹剑”成了形容阴谋家和嘴甜心毒之辈的专门用语，长用不衰。

好句：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

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就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

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

论至德者不合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

得人者兴，失人者崩。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