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老王杨绛故事简略

我常坐老王的三轮。

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据老王自己讲：北京解放后，登三轮的都组织起来；那时候他“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

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因为他是单干户。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一次，他撞在电杆上，那时候我们在干校，我女儿说他是夜盲症，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晚上就看得见了。

有一天傍晚，我们夫妇散步，经过一个荒僻的小胡同，看见一个破破落落的大院，里面有几间塌败的小屋；老王正登着他那辆三轮进大院去。后来我坐着老王的车和他闲聊的时候，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

他说，住那儿多年了。 有一年夏天，老王给我们楼下人家送冰，愿意给我们家带送，车费减半。

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每天清晨，老王抱着冰上三楼，代我们放入冰箱。

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

我代他请了假，烦老王送他上医院。我自己不敢乘三轮，挤公共汽车到医院门口等待。

老王帮我把默存扶下车，却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

我一定要给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幸亏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

老王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好像有了这半寸边缘，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落。我问老王凭这位主顾，是否能维持生活。

他说可以凑合。可是过些时老王病了，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了。

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往常他坐在蹬三轮的座上，或抱着冰伛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

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他面色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

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像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我吃惊地说：“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 他“嗯”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

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 我忙去接。

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鸡蛋。我记不清是十个还是二十个，因为在我记忆里多得数不完。

我也记不起他是怎么说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们的。 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 他只说：“我不吃。”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自己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我把他包鸡蛋的一方灰不灰、蓝不蓝的方格子破布叠好还他，他一手拿着布，一手攥着钱，滞笨地转过身子。我忙去给他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直担心他半楼梯摔倒。

等到听不见脚步声，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

我不能想像他是怎么回家的。十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

我问“老王怎么了？好些没有？”“早埋了。”“就是到您那儿的第二天。”

我回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我想他是知道的。

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

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2.杨绛的生活小故事

一、杨家世居无锡，是当地一个有名的知识分子家庭。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学养深厚，早年留日，后成为江浙闻名的大律师，做过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辛亥革命前夕，杨荫杭于美国留学归来，到北京一所法政学校教书，就在这年7月17日，杨绛在北京出生，父亲为她取名季康，小名阿季。

二、1928年，杨绛十七岁，她一心一意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但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清华招收女生，但南方没有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费孝通与杨绛在中学和大学都同班，有男生追求杨绛，费孝通便对他们说：“我跟杨季康是老同学了，早就跟她认识，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

三、1966年，钱钟书和杨绛都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成了“牛鬼神蛇”，被整得苦不堪言，杨绛还被人剃了“阴阳头”。她连夜赶做了个假发套，第二天照常出门买菜。群众分给她的任务是清洗厕所，污垢重重的女厕所被她擦得焕然一新，毫无秽气，进来的女同志都大吃一惊。杨绛特意把便池帽擦得一尘不染，闲时就坐在上面掏出书看，倒也无人打扰。

四、1935年7月13日，钱钟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结婚不久，他们便结伴到英国牛津大学去了。由于杨绛不愿意增加老父亲的经济负担，也不愿意和丈夫分开来求学，所以她在牛津只是一个旁听生，学习之余，杨绛几乎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做饭制衣，**爬窗，无所不能。钱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钟书痴人痴福。”

3.杨绛的经典事例

1966年，杨绛、钱钟书先后被打成“牛鬼蛇神”双双接受“改造”。

如果说是坚强构成了杨绛生命的支撑点的话，那么豁达则让她面对厄运不会选择逃遁。老人身上表现出来的坚强和豁达，是对苦难的漠视和超越。

因为先生学识渊博，阅历深厚，慧眼窥透人生，就是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也保持着一份少有的幽默。比如被迫剃了“阴阳头”，她会说：“小时候老羡慕弟弟剃光头……果不其然，羡慕的事早晚会实现。”

她在磨难中直面人生，其豁达乐观的精神足以让人仰视。 1997年3月4日，杨绛的独生女儿钱缓不幸病逝。

老年丧子是人生一大痛，杨绛甚是难过。更不幸的是，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仙逝。

连续丧失亲人的痛苦压向杨绛先生，而她选择的寄托哀思的办法是：将读书治学作为人生最终的追求。她对生、老、病、死领悟透彻，希望自己能够“死者如生，生者无愧”（钱钟书语）。

半年之后，她化悲痛为力量，翻译柏拉图对话语录之一《斐多》，“试图做一件力不能及的事，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而柏拉图这篇描述苏格拉底就义当日在雅典监狱里与朋友们的谈话文稿，谈的正是“生与死”的问题。

2002年冬，杨绛定下心来写了《我们仨》，那是一本怀念亲人、回忆亲情的书，她几乎是伴着眼泪写完的。

4.“钱钟书与杨绛”的故事

1932年，22岁的杨绛在清华园偶然碰见了钱钟书。

若干年后，杨绛说，“他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也不翩翩。”（杨绛 《记钱钟书与》） 杨绛本来是东吴大学的学生，因东吴大停课，学生借读北平高校，杨绛才来得到清华。

这般的阴差阳错，只能说他俩有姻缘在。更有意思的是，这种偶遇实在是偶的巧极，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和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都是无锡的名士，张謇曾把两人称为“江南才子”，江南才子们风流会友自然是往来不绝的，杨绛和钱钟书偶然一遇，再偶然一谈，方才知道，世交不说，原来早在十多年前，8岁的杨绛就曾经跟随父亲拜访过钱家，那时的钱钟书在庭院里跑闹打跳的时候未必注意过这么一个来造访本家的女孩子。

可当下一想，却觉得真是冥冥中自有定数。后来杨荫杭曾打趣杨绛说，“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这巧缘，再加上两人文采的惺惺相吸，钱钟书和杨绛的恋爱，自然也不胫而走，流传于整个清华园了。当时清华女少男多，而女生多住在“古月堂”，因此男生们有事没事都往那里跑去，情侣们也“每于夕阳西下，俪影双双徘徊于西园道上。”

为钱作传的汤晏笔调诙谐的说钱杨二人恐怕也是其中一对。夏志清说钱锺书“才气高，幽默，很会讽刺人。

他什么人都看不起，当时联大的教授恨他的也不少。他虽然一方面仍是谦虚，但是恃才傲物。”

这样的钱钟书，他的恋爱如果乏善可陈，与众雷同，那不免于泯灭可惜。但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看看《围城》就知道了，什么事放到他手上，就消腾不了。

钱在清华的朋友许振德曾经说说，“钟书兄每将其恋爱经过逐一相告，并朗诵其情书佳作。”（许振德《水木清华四十年》）这种得意于自己情书文采，倒是不稀奇，可隐私的情书也能当众宣读倒是钱钟书过人之处。

假使有人以此打趣杨绛，不晓得杨绛会不会诧异。这一时期的钱钟书“好义山、仲则风华绮丽之体，为才子诗，全恃才华为之”，因此“写了很多有李义山风味的爱情诗。”

（汤晏《一代才子钱钟书》）他有一组《壬申年秋杪杂诗并序》就存留了写给杨绛的情诗，大抵可以窥见些风貌。一首说，“缠绵悱恻好文章，粉恋香凄足断肠。

答报情痴无别物，心酸一把泪千行。”钱才子诗意虽浅白，一番真情却是谁也不能怀疑得了。

又一首说，“困人节气奈何天，泥煞衾函梦不圆。苦两泼寒宵似水，百虫声里怯孤眠。”

这是情诗的老调，因天而感人。当然，钱钟书最让人诧异的就是写情诗用宋明理学入词，真是绝想妙想，当然也古怪的可以。

他自己对这一创举也很是自负，说“用理学家语作情诗，自来无第二人。”（吴忠匡《记钱钟书先生》） 这样的句子，我在别人写的传记里面找到几条，比如“除蛇深草钩难看，御寇颓垣守不坚。”

据说，这是以蛇比做相思，取捉摸不定，难以自持的意思。做法倒是新奇，可总觉得不像情诗。

当年的杨绛看到这样子的情诗，赞叹之余恐怕要有点苦笑。汤晏说《围城》实际上很间接的说了钱杨的恋爱。

除了书的写作年代基本契合以外，还透露了一个小故事。有人曾当面问过钱钟书，说《围城》里的人都被他讽刺过，唯独“唐小姐例外”，最后也只是“fadeout”，这是什么原因。

钱钟书听完狡黠的反问，“难道你的意思说，唐晓芙是我的dreamgirl？” 钱钟书和杨绛的书信不是很勤快，如《围城》里描写的方鸿渐和唐晓芙一样，不过是“见了七八次，写给她了十几封信，唐小姐也回了五六封。”放到现实中，假使杨绛回了五六封信，那么有一封肯定落到了钱老爷子钱基博手上，老先生三下五除二坦坦然的拆封一阅，见杨绛信中说，她和钱的事，自己同意没用，需要双方父母兄弟欢喜才好。

老先生看这女孩子通情达理，心里一高兴竟绕过钱钟书直接给杨绛去信一封，把杨绛夸奖了一番。这种事情，说起来都让人忍俊不禁，这一家子可真是出奇人。

至于杨绛的父亲更是有意思的紧，和女婿钱钟书爱好到了一块，本来有个读书的女婿是差强人意，等知晓了这个女婿和自己一样喜欢读字典，一下子就大为赏识。有一次偷偷问杨绛，“钟书常那么高兴吗？”一副欢喜关心的样子。

钱杨在双方家长满意后遂举行了婚礼。杨绛后来回忆说，他们结婚前还有“订婚”一说，很是滑稽“明明是我们自己认识的，明明是我把默存介绍给我爸爸。

……可我们还颠颠倒倒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杨绛《车过古战场—追忆与钱穆先生同行赴京》） 婚后，两人即赴英国。

在英国期间杨绛怀孕，钱钟书说，“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杨绛《我们仨》） 风雨半个世纪后，1999年，八十八岁的钱钟书从此永远的离开了杨绛。

四年后，杨绛写出了一本散文集《我们仨》，来追忆他和钱钟书的故事，风传一时，人人争相阅读，在书的开头杨绛说她做了一个梦，她梦见“我和锺书一同散步，说说笑笑，走到了不知什么地方。太阳已经下山，黄昏薄幕，苍苍茫茫中，忽然锺书不见了。

我四顾寻找，不见他的影踪。我喊他，没人应。”

后来她把梦告诉钱钟书，埋怨钱钟书不等她让她惶急和孤凄，钱钟书说，“那是老人的梦，他也常做。